月编辑出版《学艺》第1卷第1号。到1918年，学社有社员130人，名誉社员有梁启超、蔡元培、范源濂、熊希龄等23人(他们都捐款赞助学社)。因陈启修回国，理事改由王兆荣担任，傅式说任副理事。文元模任第二任编辑科长，有编辑员31人他们于1917年9月编辑出版了《学艺》第1卷第2号，以后还编辑出版了第3、4号两期。1917年4月，《学艺》第1号在日本出版。发刊辞由君毅执笔。他指出：“十八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大昌。其研究方法应用于精神科学，而精神科学因以大明。自斯厥后，两者连镳而前，泰西文化为之大进。欧洲半纪乃胜于诸夏千年。同人有鉴于此，特刊斯志。一以昌明学术、灌输文明为宗旨。”(1：1，1页)曙毅还特别推崇康德、黑格尔、卢梭、笛卡儿诸贤。杨适夷则对刊名作了说明：“本志封面德文成语issenundissenschafl正译当作知识与科学。
觉义有未尽，乃为更进一解，而别以学艺名之”。
“学艺二者，即求真求美之途术也。求真必事夫科学，求美必事夫艺术。”(1：1，34页)而他所说的艺术，还包括应用艺术，诸如工艺。随后出版的《学艺)第2号刊载了学社社章，明确以“不分畛域，不拘党见，专以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知识为宗旨”(1：2，7页)。
1923年又改为“本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学艺，交换知识，促进文化为宗旨”。在头两期《学艺》中，有关政治、法律的内容有宪法与总统任免问题、两院制和代议制、中国的军事政策、民主政治与外交秘密、对德外交、刑法等。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袁世凯恢复帝制终遭失败，所以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海内外知识分子(包括自然科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在经济方面，有关于棉丝纺织业、锌工业之前途、中日贸易与日本产业、对外贸易与关税问题等内容。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国民教育析义、许崇清与蔡元培有关孔子学说与国教的争论、老庄学说、美育代宗教、国语的统一等。有意思的是，许崇清在与蔡元培的争论中，提到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2，211218页)。据戴念祖考证，这可能是国内报刊最早提到相对论的文章[许良英，1979，396一l页。在哲学方面有哲学新义、宇宙观与人生观、潘加勒(oincar6)的科学沦等。
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周期律说、重力法则、宇宙、化学界之新思潮等。①(1i1)指《学艺》第1卷第1号，(1：12，5)指第1卷第l、2、5号，下同。编者70《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2004在应用科学与技术方面有德国的化学武器、徐伯林与飞船史、连种病与休耕、有机肥料的化学研究、森林与人生等。这些也是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应该有所了解的。1920年，归国学生渐多。10月，建立学社的上海事务所，(学艺》杂志也改在上海出版发行，郑贞文、陈承泽为编辑主任。从1920年4月到1923年5月，《学艺》杂志共出两卷(第2、3卷)，每卷10期，版式也由竖排改为横排。
《学艺)第2卷出版时，正好是五四运动之后，所以这一卷发表了“今后思想家当取的针路”(许崇清)、“文化运动的新生命”(陈启修)、“学术界的新要求”(郑贞文)、“知识阶级应有的觉悟”(陈承泽)、“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与新生命”(张梦久)、“社会改造论”(杨适夷)、“世界政治的改造”(杨端六)等文，也有人介绍“何谓社会主义”(白鹏飞)。在语言、文学方面，有讨论改进国语、国文文法(陈承泽)、文学要素(刘伯明)、诗(潘大道、潘立山)、文(潘力山)等文章。还发表了郭沫若的“湘累”、沈雁冰的“错”、莫泊桑的“项圈”等文学作品和周作人的“中国民歌之价值”以及杨树达论韩诗的文章。在哲学方面有关于人生观和信仰(屠孝实)、美学(刘伯明)、柏格森的时空观(范寿康)、道德(陈承泽)、礼(潘力山)、苟子(冯振)等文章。在教育方面有关于女子教育、大学教育(许崇清)、学校社会化的文章。
法律方面有关于租借地性质、债务问题等文章。经济方面有关于货币、金融市场、世界银价的趋势、战前日本之经济、战后英国之货币等文章。在艺术方面，有“罗丹的艺术及生活”一文，并附插图。在自然科学方面，文元模的“现在自然科学之革命思潮”主要介绍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他的另一篇文章介绍了爱因斯坦的新宇宙观。郑贞文写了“科学之体系”、“电子”、“无机化学命名规约”等文，还与杜亚泉、高锸进行了“有机化学命名之讨论”。
周昌寿写了“热辐射律和作用量元假说”等文章。王质范岱年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的兴衰71园介绍了“德国战时毒气之制造”。此外还有余云关于蛋白质、杜亚泉关于中医药、张资平关于地质学以及天文学、顾复关于农业、林鼷关于林业、胡步蟾关于动物学的文章等。
从1921年5月到1922年5月，(学艺》出版了第3卷。
在这一卷中，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郭沫若的“我国思想史上的澎湃城”，“艺术的象征”(3：1)，历史剧“苏武与李陵”的片段(3：2)，诗“洪水时代”(3：8)梁启超的“印度历史与佛教的关系”(3：3)范寿康的“思维论”(3：9)徐式圭的“中国财政史略”(3：8一10)姜琦的“西洋教育学史”(3：12)胡霖的“劳农俄国”(3：13)冯友兰的“论比较东西”(3：10)施畸的“科学的文学建设论”(3：23)等等。
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文元模的“自然科学的真理是客观的真理吗。”(3：2)周昌寿的“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3：1，2，10)，“相对律之文献”(3：1)李书华的“科学家之特点及其养育”(3：1)，“无线电的沿革及其最新进步”(3：8)钱宝琮有关中国数学史的多篇文章(3：125：67)钟毓灵也写了多篇有关数学、化学的文章(3：3叫)张资平写了“地球的年龄”一文(3：3一)。二1922年6月至1926年秋1922年8月8t，原编辑主任陈承泽因病逝世。自1922年6月起，《学艺》的编辑出版事务即由上海事务所的郑贞文、周昌寿和新近从日本回国的范寿康负责。他们三人当时都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学艺》也改在上海出版发行。
1922年12月，学社在上海召开成立六周年纪念会，议决以上海事务所代行总事务所职权，公推郑贞文为临时总干事，周昌寿为临时副总干事。1923年6月，学社修改社章，改名为中华学艺社。1923年12月，郑贞文当选为总干事，周昌寿为副总干事。范寿康和郭沫若任编辑干事，负责《学艺》的编辑工作，直至1926年。在此期间，《学艺》共出了4卷(第47卷)。这4卷内容丰富，办得很有特色，今扼要介绍如下。
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这方面的文章有：何松龄关于唯物史观的译文(4：1，3)陶因的“经济价值论概略”(4：3)李希贤译的“马克思和近时的批评家”(5：1)郭心崧的“中国经济现状与社会主义”(5：5)资耀华的“亚丹斯密与马克思之关系”(5：7)萨孟武的“马克思的资本复生产论”(5：8)郭沫若译河上肇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6：4，6)周佛海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72《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2004会主义”(7：1)。之所以有这么多文章，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编辑的思想倾向是有关系的。参加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屠孝实是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哲学家。他早在1920年就在《学艺》第2卷上发表过论人生观和信仰的文章。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开展以后，于1923年为《晨报》写了“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一文[屠孝实，1923，支持玄学派。同年7月，《学艺》发表了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的肖像和文章，以及三篇介绍他的生机论和他对生物学的贡献的文章(5：3)。而杜里舒的生机论正是张君劢的重要哲学依据之一。在8月，范寿康在《学艺》上发表了“论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一，对争论双方的论点作了分析，并认为“人生观与科学两者，大部分是有关系，而同时科学却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全部。
”人生观中的先天形式部分是科学所不能解决的(5：4)。此文曾引起较大反响，陈独秀认为范是一个骑墙论者[陈独秀，19231。美国郭颖颐(．w．wok)在1965年指出，“一位重要的参战者是范寿康，一位谦虚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应改为教育学家作者注)。
他是为数不多见的几个力图给科学和人生观及其二者关系作出定义的人之一。他似乎是参战人员中唯一的不偏不倚者。”[郭颖颐，1995，125页1924年2月，范寿康又发表“论人生观的根本问题”一文，就自由意志与因果性问题与唐钺进行了争论，此文得到张东荪很高的评价[张东荪，1999，9598页。在1925年1月，范寿康又发表“意志自由与道德”一文，这是他与唐钺争论的继续(6：7)。
哲学是文理交融的基础这一时期，《学艺》进一步加强了哲学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在1924年出版了德国哲学大家康德诞生二百年纪念专号。其中，范寿康写了“弁言”，康德的“知识哲学概说”，“道德哲学概说”，“审美哲学概说”，“康德之教育论”物理学家周昌寿写了“康德之时空论”，“运动论”化学家郑贞文写了“康德之天体论”张水淇写了“康德与自然科学”还有张铭鼎的“康德学说的渊源与影响”罗鸿诏的“康德伦理说略评”范扬的“康德之永远平和论”，“康德传”，“康德年表”，“康德著书及关于康德之文献”t,l,还有康德之“目的论”、“宗教论”、“历史哲学”、“法律哲学”、以及“康德与社会主义”最后是郭沫若的一篇小说，他依据史实，描写了康德的生活(准时、独身等)和他的思想。另附插图8张(6：5)。虽然我国从康有为、梁启超到王国维、蔡元培，都介绍过康德，但像《学艺》这样全面系统、声势浩大地宣扬康德哲学，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除康德专号外，在哲学方面，还有：范寿康的“教育哲学的体系”(4：14，7)，“孔孟的根本思想”(6：1)，“原美”(6：10)，“论崇高与优美”(7：12)，“原真”范岱年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的兴衰73(7：56)以及费鸿年的“生机论”(4：5)。在经济学方面，在1923年12月，出版了经济学大家亚丹斯密诞生二百年纪念专号。
其中有亚丹斯密的“根本思想”(阮湘)、“价值论”(史维焕)、“工资论”(戴时熙)、“租税四大原则”(周佛海)、“自由放任政策论”(郭心崧)、“中国经济观”(李超恒)还有“亚当斯密非资本主义者说”(黄典元)、“亚当斯密之经济思想与儒家之经济思想之差异”(萨孟武)、译文“亚当斯密经济学之渊源”、“亚当斯密与马克思之关系”(资耀华)以及亚当斯密的“传”(林联)、“年谱”(周佛海)、“著作(目录)”(孙德修)等(5：7)。此外，还有：罗鼎的“币制改革之第一步”、曾天宇的“德国最近之经济状态”、“俄国经济之状态”(4：6)胡霖的“劳农俄国之经济组织及其现状”(4：810)杨学颖的“经济价值论”，林国蛙的“工资问题与货币价值测定法”(5：10)徐圭式的“中国币制史的初期”(6：6)资耀华的“经济阶段发达说之研究”(6：7)，“中国国际贸易之真相”(7：2)张漳的“实行税权自主之先决条件”(7：4)等。在教育学、图书馆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有：马宗荣的“虚弱儿童的教育”(4：9)，“欧战以后欧美教育界的新倾向”(5：1)，“社会教育概说”(5：5)，“游乐园的教育”(5：8)，“现代图书馆的研究”(5：910)，“现代图书馆经营论”(6：4)范寿康的“卢梭的教育学说”(6：3)张有桐的“社会之动态的观察”(5：4)周鲠生的“国际政治研究”(5：4)龙守贤的“政党政治论”(5：1)，“论选举制度”(5：3)杨鹏的“中华民国修订民法应取之方针”(7：8)等等。在语言、文学艺术方面有：杨树达的“马氏文通刊误”(3：4，84：2)谢六逸的“人生与文学”庐隐的“碧涛之歌”(4：3)，“扶桑印影”(4：10)余祥森的“德国罗曼派文学与其反对派”(4：5)，“德国写实派文学及其反对派”(4：610)华林的“艺术与宗教”(4：6)陈承泽的“国文法概论”(5：13)曾琦的诗(5：8)黄金槐的“西洋音乐浅说”(6：24，6)郭沫若的小说“万引”(6：7)，“湖心亭”(7传奇文章：1)等等。特别是，在这几卷中，在每期的开头，经常发表一位著名画家的代表性作品和小传，如凡高(vanogh)、莫奈(onet)、塞尚(ezanne)、雷诺阿(enoir)、刘海粟等。这对提高自然科学家的艺术品味，是有好处的。有时则发表一位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如莱布尼兹、达尔文、巴斯德、爱因斯坦等)的照片，这也可以使人文学家对科学家有感性的印象。可惜这种做法在1927后就没有坚持下去。在数学、自然科学方面有：胡步蟾的“生物学上的生死观”(4：12)，“五大生物学家的百年纪念”(4：7)，“心与身”张资平的“地质学者达尔文”(4：7)曾仲74《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2004鸣的“巴黎巴斯德学院”(5：1)萧笃先的“地壳漂移说”(4：4)周昌寿的“放射性及蜕变说的起源”(4：3)，“爱因斯坦底宇宙论和思维底究极”(4：5)，“动电学发展之研究”，“电的原子性：离子和电子”(5：6)张心沛的“相对性理论与哲学之交涉”(5：3)李润章的“太阳热之起源”(5：9)张水淇的“波耳氏线景(即光谱线)理论”(5：5)，“景线之相对性的分散”(6：1)，“由x光线测定之金属之原子构造模型”(6：7)阮毅成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略述”(4：8)王邦珍的“四面体几何学”(5：l一3)，“双曲线函数”(5：10)陆志鸿最新传奇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述要”(5：8)罗宗洛的“两性决定论之批判”(6：1)陆志鸿的“原子构造概论”(6：卜7)章鸿钊的“达尔文的天择律与庄子的天钧律”(6：2)，曹元宇的“液体中分子间之吸力”(6：2)高昌逵的“布朗氏运动与分子学说”(6：4)，“酸性与盐基性”(6：6)，“新周期律说”(7：12)何定杰的“遗传与环境”(7：8)李俨的“重差术源流及其新注”(7：8)沈珞的“三体问题”，周维藩的“海洋之化学”(7：4)魏岩寿的“新细菌一种”(7：6)等等。
1926年出版的《学艺》第7卷10号上，发表了苏家驹的“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一文。此文发表后，数学家熊庆来等就看出了其中破绽，但顾不上亲自写文章来反驳。
而苏文的错误却被自学成才的青年华罗庚所发现。
1929年5月出版的《学艺》第9卷7号刊载了一个简短的“更正声明”，指出苏文有错，“仓促付印，未及详细审查。进承华罗庚君来函质疑，殊深感谢，特此声明。”1930年12月，华罗庚的文章“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在《科学》15卷2号上发表，得到了熊庆来、杨武之等数学家的赞赏。华因此于1931年被熊庆来调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理员，为华罗庚成长为一个大数学家提供了较良好条件[王元，1994，2931页。在应用科学与工农业技术和传奇方面有：刘文艺的“矿物及岩石之爆破法”，龚学遂的“石油”(4：2)陆志鸿的“电气探矿法”(4：3)龚学遂的“矿业教育之研究”(4：57)徐式庄的“化铁炉之化学的研究”，万希章的“人造蓝之发明及其成功”(4：9)李濂钵的“营养化学之新进步”(4：10)谢震的“机械作业对于钢质的影响”(5：3)陈之达的“德国铁路新铁桥法规述要”(5：5)凌飞的“石油在国防上及产业上之真价值”(5：89)万希章的“照相感光化学之理论及实际”(5：8)郑尊法的“对于漂白粉工业的我见”(5：9)刘以祥的“人工妊娠法”(5：10)罗为垣的“锡矿之最新式制炼及精炼法”(6：1)龚学遂的“新疆油矿与世界石油问题”徐式庄的“萍乡煤矿洗煤台练习记”(6：2)方乘的“气体绿气应用制造纤维范岱年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的兴衰75工业之新法”，“绿气与造纸工业”(6：3)陈之达的“铁桥上之机车冲击率”，陈方之的“历代旧传奇史评之灵素”(6：4)“历代旧传奇史评之二素问”(6：7)汪厥明的“棉花天然杂交之研究”韩组康的“钴化合物在制陶工业中之用途”(6：7)曾世荣的“铁路运输原理”(7：l一8)等等。这里要提一下1922年《学最新传奇艺》对新近去世的前编辑主任陈承泽(号慎侯)的隆重纪念。陈承泽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也是很早就提倡白话文和文字改革的语文学家。
民国初年文科主任(19141915)，他担任过《时事新报》的主编，写过许多有关政治、财经的政论。他创办《孤军》，发表“孤军宣言”，主张实行宪政，推进产业革命，普及教育，对社会进行思想启蒙。而他在1922年8月15日发表“宣言”之前一星期，就因病逝世了。
(学艺》同仁对陈的去世，十分悲痛。1922年10月出版的《学艺》第4卷第4号，刊载了陈的遗像和传略，他的遗著，他写的“孤军宣言”，郑心南(即郑贞文)介绍了陈的“浅文研究”，郭沫若写了剧本“月光”，描绘了临死前“一息尚存，尽力奋斗”的忘我精神，林志钧、心南、范寿康、我一等人都写了充满深情的悼念诗文，郑贞文编撰了陈的著作目录。这是对中华学艺人的最好纪念。1924年1月，中华学艺社决定筹办学艺大学，推举王兆荣、何崧龄、范寿康、郭开贞(即郭沫若)、周昌寿为筹备委员会委员。1925年3月，学艺大学董事会成立，郑贞文当选为董事长，王兆荣当选为本游戏这一点不错校长。范寿康任教务长，郭沫若任文科主任，郭还为此辞退了武昌师大的聘书。
9月开始招生。1926年7月，学艺大学由于“经费支绌，又以章程规定，学生不得讲置身任何党籍，及参加一切政治运动，限制过严，不适时习，初拟迁青岛未成，因即停办。”(16：1，161页)1924年3月，中华学艺社在杭州召开第一届年会，同时举行讲演会。由周昌寿讲“相对论”，郭沫若讲“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1979a，177页。1925年，本拟在武昌开第二届年会，“因战事突起，交通断绝中止。”1926年10月，学社派微生物学家魏岩寿出席第三届泛太平洋会议，提出论文两篇。11月决定第三届年会于1927年3月在广州举行，“但又因时局影响，交通阻梗，终未成会。
”到1926年底，中华学艺社社员已达1200多人。在国内16个大城市设有事务所，在美国有三个事务所，日本有两个，英、德、法各一个。三1927年至1931年底1926年3月，郭沫若到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6月，参加北伐，在北伐军76《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2004)政治部工作。10月在武昌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领中将衔。1927年3月底，写文声讨蒋介石。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1928年2月流亡日本。所以，从1926年起，他实际上就已不担任学艺社编辑干事的工作。1927年，中华学艺社由王兆荣任总干事，范寿康、温晋城任副总干事。屠孝实、郑贞文任编辑干事。1928年12月，组织社务改进委员会，推周昌寿为主席。1929年4月修改社章，改总干事制为委员制。8月，推选屠孝实为执行委员会主席，经亨颐为监察委员会主席。范寿康任编辑部长。
1930年4月，屠孝实离沪，改选傅式说任执委会主席。从1927年到1931年底，《学艺》共出版了4卷(从第8卷到第11卷)。不过，1927年初，国民党左派经亨颐到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职务。范寿康随他去中山大学任教授兼秘书长。后国民党右派掌权，他们就经武汉回到故乡浙江上虞。
1927年秋，经亨颐任春晖中学名誉校长，范寿康任校长。
1930年夏，范寿康在舂晖被匪徒绑架[范寿康，1935。
赎回后，即离春晖到营省亲并休养，后好游戏到安徽大学任文学院院长。
所以，在这期间，范寿康也不可能具体负责《学艺》的编辑事务。可能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学艺》，远没有前一时期活跃了。看不到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了。哲学的文章大大减少，只有赵青誉译的“精神科学派哲学及教育学说”(9：2)，蒋径三写的“新康德派的美学说”(9：7)，“现象学派与新康德派”(1l：1)等。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几乎绝迹了，只看到曾平澜的“秋情”(9：9)和张梦麟译高尔基的“马尔华”(10：7)和“柴霍甫与莫泊三”(11：3，5)。而且从第10卷开始文理分家，单号发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双号发表科学方面的文章。
这与原来沟通文理的初衷相比，是一个倒退。
这一时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汤鹤逸的“艺术与社会”(8：6)，唐庆增的“美国经济思想溯源”(8：6)陈承泽的“字表”(8：6～9：3)范扬的“格罗丘斯与其学说”(8：3，8)许崇清译的“苏俄之教育”(8：89：45)徐式圭的“中国大赦考”(9：25)史式圭的“中国教育史略”(8：109：7810：57)李治民的“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概论”(9：卜10)黎维岳的“读废止中国字，用拼音文字惹起的话”(9：6)殷汝耕关于“收回航权问题”的讲演(9：10)陈雪涛的“中国关税史纲”(10：7)曾思荣的“交通与社会经济”(10：7)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0：7，9，111l：l，3，5)马宗荣的“中国图书室事业的史的研究”(10：5，7)以及刘正杰译的“法律思想史概说”(11：1，3，5)毛文麟的“言语学的体系”(11：1，3，5)等。在数学、自然科学方面，有高锸译的“胶质化学概要”(8：6)曹元宇的“放射范岱年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的兴衰77化学浅说”(8：8)张资平、黄嘉今译的“生物地理”(9：13)耿蕉适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证法”(9：1，4，7，910)蔡源明译“威格那大陆浮动论”(9：45，79)卢于道的“进一步谈进化论”(9：6)陈之霖的“胶质系之平衡”(9：6)姚万年的“接触化学概要”(9：8)华汝成的“云台山之植物”(10：8)薛德熵的“动物生理学大纲”(10：2，4，6，8，10)我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的重要论文“地质学界两种过度的信仰和今后发展的趋势”(11：2)郝新吾的“近世数学发达之一侧面”曹任远的“原子价论”蔡源明的“地球内部之状况”(11：2)等。在应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沈九如的“冷藏茧及干茧制丝之研究”(8：6)周道隆的“矿山评价”(8：8)林清许的“笛塞尔机关”(9：2)罗登义的“窝头之现代营养学识观”(9：3)陆志鸿的“汉药中之矿物”(9：6)，“磁力测量探矿法”(9：8)王兆澄的“皮蛋文选考”(9：8)张敏成的“实用无线电浅说”(9：810)沈九如的“紫外线对于蚕茧之制丝并化学的研究”(9：9)何云升的“电气探矿法”(10：8)陆志鸿的“近代金属材料中之铝及其合金”(10：10)刘伯文的“微生物之功用”(10：10)魏岩寿的“横泾酵母之应用”(11：2)以及“江浦县土产药材调查表”(11：2)等。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史所占比重较大。如：曹元宇的“中国作酒化学史料”(8：6)郑贞文的“化学小史”(9：3)李俨的“中国近古期之算学”(9：45)沈培译“二十八宿之起原说”(9：45)，“春秋长历”(9：7)，“战国秦汉之历法”(9：8)李俨的“中算家之ascal三角形研究”(9：9)王邦珍的“初等几何学发达史概观”(10：8)沈瞎的“．ansen之日蚀论及古代日蚀之推算”(10：6，8，10)李俨的“测圆海镜研究历程考”(11：312：3叫)等。1929年5月，第4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在爪哇举行，沈敦辉、魏岩寿代表学社出席，并提交论文。
10月，推社员毛毅可、胡嘉l宇出席万国工业会议。1930年12月，第4届年会在南京举行，议决筹办学艺中学。1931年4月，推聂汤谷、陆志鸿出席工业标准委员会。四1932年至1937年7月1932年1月，日军侵略上海。北四川路麦拿里的社所陷入战区，社务几乎停顿。3月，根据新社章成立董事会。推选傅式说为董事会主席，并聘白鹏飞为总务部主任，周昌寿为编辑部主任。5月，上海绍兴路上的新社所落成。8月，罗宗洛代理总务78《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2004)部主任，周宪文继任编辑部主任，负责《学艺》编辑工作。1934年4月，在北平举行第5届年会，修改社章，12月按章建立理事会。1935年1月，推选何炳松为理事长，白鹏飞、周昌寿、周宪文、马宗荣、陈立夫、傅式说、潘公展、郑贞文、刘百闵、谭勤余为理事。
理事会按章推聘陈其采、蔡元培等27人为董事。
2月，董事会成立，选陈其采为董事长，潘公展为书记。
董事中有王世杰、朱家骅、宋子文、吴稚晖、吴铁城、何应钦、孙科、陈立夫、陈仪、陈布雷、张群、叶楚伧等国民党党政官员，而学者却只占少数。理事会并聘刘庄为总干事。10月刘庄辞去总干事职，由周宪文继任。编辑委员会由罗宗洛、陆志鸿、王古鲁、邓深泽组成(16：1，162163页)。王兆荣任学艺中学校长。
由于“一二八”事变，《学艺》第12卷到1933年初，才得以出版。
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共出了5卷(第12卷至第16卷)。从第12卷开始，即由周宪文任编辑部主任。
他从该卷起实行改革，把人文学科的文章同自然科学的文章又放在同期发表，不再分开。在这四年半(学艺》发表的文章中，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经济学的文章比较多(这可能与周宪文是经济学家有点关系)，有漆琪生的“景气变动学说史及诸学派”(12：3一)聂海帆的“最近六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之概况”(12：57)汪向宸的“现代之独占问题”(11：712：56)王亚南的“亚丹斯密马尔萨斯及里嘉图之经济学说的比较研究”(12：13，8)钱青译的“社会思想与中产阶级”(12：51013：12)徐式圭的“中国田制史略”(13：1一)钱亦石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13：1)，“中国在帝国主义侵入前的经济形式”(13：3)胡星伯的“工场管理之理论与实际”(13：24)周宪文译“生产之社会的意义及生产政策的分类”(13：4)徐振亚的“王安石的经学概论初稿”(14：7)吴锡瑞的“王安石的经济政策与其时代背景”(14：7)卢勤的“近代战争观”(14：8)，“世界军备之现势”(14：9)，“战时经济之本质”(15：1)，“战时统制政策”(15：34)黄元彬的“后金本位制之命运”范岱年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的兴衰79(15：10)等。在政治、法学方面，有陈任生的“世界各国立法的发展过程及现代立法的新倾向”(12：25)周林朗的“德国再军备与欧洲国际政局的动向”(14：9)高复生的“英国衡平法与我国法律思想之比较研究”(15：12)刘楚青的“现代法制的新趋势”(15：6)朱升华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哲学”(15：1016：2)等。
哲学方面的文章较少，有沈志远的“古希腊哲学的两个时期”(12：4)，“哲学之社会性与苏俄哲学界”(13：3)刘梦飞的“评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12．7)等。有意思的是，沈志远的文章，宣扬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苏联的劳农专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战斗的唯物主义。这表明，《学艺》还是有一定的学术自由。在社会学方面有：张葆恩的“怎样研究社会学”(15：2)林履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学”(15：9)等。
在国故研究方面，有吕宗宾的“说文解字段注释例序例”(15：3)殷齐德的“宋代遗民诗人郑菊生父子评传及其诗文研究”(15：5)陈钟凡的“二十年来我国之国故整理”(16：1)，“文学上韵律的讨论”(16：2)吴之英的“二十年来校勘学”(16：1)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之东渐”(16：13)郑师许的“吉金彝器之辨伪方法”(12：67)冯振心的“说文解字讲记”(13：l一)杨宽的“墨经写式变迁考”(14：1)张觉人的“墨子的经济思想”(14：2)滕固的“汉代北方艺术西渐的小考察”(14：4)卫聚贤的“井田的材料”(14：4)徐式圭的“秦汉魏晋的少府官属”(14：5)，“易经字说”(14：9)，“仁的本质与应用”(15：7)杨荣春的“孔子教育思想研究”(14：7)彭仲铎的“释离骚”(14：8)，“屈原为巫考”(14：9)，“述清商三调歌诗之沿革”(15：1)，“汉之雅琴”(15：4)等。其他还有：刘百闵的“莱布尼兹的周易学”(14：3)吴自强的“二十年来我国之中等教育”(16：1)邹伯庚的“日军铁蹄下之东北舆图现状”(16：1)黄宾虹的“画法要怕”(14：1)吕绍虞的“图书馆通论”(14：5，6，915：1，35)等。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沈堵的“应用数学与纯粹数学之精神”(12：1)于景让译的“细胞的生化学”(12：3“)，“达尔文以后”(14：5)，“生物学中之生命观”(14：9)，“繁殖的生物学”(15：6)刘鸿万的“统计学的基础研究”(12：1)，“数理统计学概要”(13：414：4，5，8)陶烈遗著“脑之研究”(12：4，513：3，4)，“心理生理学序论”(12：7)秉农山的“生物学研究之基础”(12：6)曹华的“动物文化绪论”(12：8)庞守白的“变分学概论”(12：1一)薛德焙的“动物的门纲目的检索法”(13：35)石延汉的“人工放射能”(14：5)，“放射能与原子理论”(15：10)李继应的80《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2004“元素之起源”(14：5)朱有献的“最近之心理学”(14：67)王石安的“太阳论”(14：6)，“行星论”(14：7)，“月球论”(14：9)，“日食论”(15：1)，“月食论”(15：2)，“彗星论”(15：3)，“流星论”(15：4)，q叵星论”(15：58)黄有谋译的“场的理论”是爱因斯坦于1929年2月3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介绍他的统一场论(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的文章(14：8)(可是这项工作并不成功)黄译的“现代物理学上之时空概念及实在之本质”是日本学者石原纯的文章(15：1)汪镜民的“普通元素化学反应表解”(15：1，4，67)张定钊的“分光化学分析法及江西数种矿物的分析”(15：2，4)邓梦鱼的“欧美近四十年来之心理学”(15：3)赵丕钟的“花色构成之研究”(15：5)王修译的“天文与人生”(15：6)虞绍唐的“固体金属元素之物理性质之相互关系”(15：8)杨希曾的“惰气的化合物”(15：10)朱少先的“ourier氏级数及其应用”(16：1)曾城益的“二十世纪之数学界”(16：1)。为了欢迎丹麦大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戴运轨写了“ohr教授的讲演”，报道了玻尔在1937年5月2627t在南京中央大学的两次讲演“原子核理论”和“原子物理学中的因果律”。
石延汉写了“波尔(ielsohr)氏和量子论”(16：3)。
在应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郝新吾的“矿山的评价”(12：4)吴美等的“二十世纪化学工业进步之概况”(12：56)何纯鸪的“长距离钢管送油法之经济的设计”(12：56)吴鼎的“水之化学工业分析法”(12：卜8)沈学源的“漆的化学”(12：7)万希章的“火药学”(13：14)蓝梦九的“土壤学提要”(13：14)谢冶英的“人体寄生虫与疾病”(14：4)郁仁贻的“毒气篇”(14：4-7)陆志鸿的“计算图表法概说”(13：314：6，815：2，3，5)李继应的“氨及硝酸工业”(14：7)“染料工业在国防上之地位”(15：4)，“合成树脂”(16：1)，“漆的化学”(16：1)陈鸿瑞的“煤的物理性质”，“煤的化学性质及分析”，“煤的等级及其变种”，“煤的分类”等(15：1一)邱建中的“木炭煤汽车之研究”(15：7)陶炽孙的“我国的卫生学的生态统计成绩二三”(15：8)季君勉的“江苏省盐垦区耕地问题初步讨论”(15：8)林景亮的“土壤中之微生物种类及其检查法”(15：9)熊庭瑞的“玻璃与金属之煅接法”(15：9)等。
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方面，有旧石原纯的“自然科学之意义与其经验”(14：8)，“自然科学之方法”(14：9)严敦杰的“中国算学家祖冲之及其圆周率之研究”(15：5)，“隋书律历志祖冲之圆率记事释”(15：10)李俨的“清代算家姓名录”(16：2)严敦杰的“孙子算经研究”(16：3)等。
为了纪念中华学艺社创立二十周年，《学艺》出了专号，发表了周宪文、何炳松范岱年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的兴衰81等写的“二十年来之中华学艺社”、学社的责任和前途、学社的出版事业、学社的社员等文章(16：1)。
在此期间，学社除编辑出版《学艺》外，还有下述活动。1934年2月，创办人事研究所，并聘潘公展为委员长。4月，在北平举行第五届年会。罗宗洛作题为“植物蛋白的等电点”的报告。1935年4月，在武昌举行第六届年会。1936年7月，在南昌举行第七届年会。1936年，学艺中学因学生不多，经费短绌，终于停办。到1937年，中华学艺社共有已登记社员943人，未登记社员700左右，合计在1600以上。在已登记社员中，研究工学的208人，研究理学的128人，文学137人，法学362人，农学33人，传奇52人，艺术10人，军事4人，其他未详者17人。
在出版物方面，除《学艺》杂志外，还出版(1)学艺丛书21种，如《名学纲要》(屠孝实著)、(儿童心理学》(陈大齐)、《近世生物学》(王其澍)、《行政法总论》(白鹏飞)等，另8种排印中。(2)学艺论文集2种，(海格尔论理学探究》(张颐)和《微生物学》(魏岩寿)。(3)文艺丛书3种，如《塔》(郭沫若)，《雪的除夕》(张资平)另1种排印中。(4)学艺汇刊39种，如《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周昌寿)、《教育哲学大纲》(范寿康)、《社会教育概说)(马宗荣)、《西洋音乐浅说》(黄金槐)、《唯物史观研究》(何松龄等)、《古算考源》(钱宝琮)、《性论》(费鸿年等)、《中算史论丛》(李俨)等，另16种排印中。(5)自然科学丛书2种，如《植物系统学》(罗宗洛译)。(6)学艺小丛书11种，如《十五年来中国之林业》(陈植)、《中国数学史导言》(李俨)、《心理生理学序论》(陶烈)等。(6)辑印古书15种，是影印日本各图书馆所藏我国的宋元珍版古书，如(三国志》、《太平御览》等。五1937年8月到1950年底中华学艺社的常设机构在抗日战争期间，并未离开上海。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偃旗息鼓，躲匿起来”[黄宗甄，2001，113页。(学艺》杂志，没有出版。年会也没有举行。但许多社员，都到了内地。
如郭沫若于1937年7月，从日本回到上海。1938年4月，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期间，郭沫若出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邀中华学艺社的范扬为副厅长，范寿康为第七处处长(后改任副厅长)，冯乃超为七处的科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包括对敌宣传[郭沫若，1979b。另一学社社员何公敢也到政治部工作。(1940年，国共关系恶化，郭沫若辞去三厅厅长职务，二范也先后离职。)又如郑贞文到福建省，任教育厅长周宪文到重庆编(时代精神》82《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2004月刊白鹏飞任广西大学校长罗宗洛、苏步青、陈建功等都随浙江大学内迁贵州陈兼善任贵州黔江中学校长等等。抗战胜利后，范寿康应陈仪之邀，到台湾参加接收工作，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周宪文任台湾法商学院院长，陈兼善任台湾博物馆馆长。教育部长朱家骅则派罗宗洛、苏步青、陈建功、蔡邦华、陆志鸿、马廷英(他们都是中华学艺社的社员)去接收台湾大学，罗曾一度代理台湾大学校长。周昌寿应聘任台湾大学秘书长，沈墙应聘任数学系教授。罗宗洛辞代理校长职务后，陆志鸿正式接任台湾大学校长。1946年，周昌寿任中华学艺社理事长。罗宗洛、张梦麟、于景让、刘百闵、戈绍龙5人任(学艺》杂志的编辑人。
有67位编辑委员，除编辑人、理事长外，还有：石延汉、白鹏飞、沈墙、李俨、周予同、周宪文、何公敢、金兆梓、范寿康、马廷英、陈兼善、陈建功、陈遵妫、陆志鸿、郭沫若、章鸿钊、许崇清、冯乃超、郑贞文、郑振铎、蔡邦华、钱歌川、戴运轨、魏岩寿、苏步青等61人。阵容相当壮观，可能大都只是挂名。1947年1月，《学艺》第17卷出版，到12月，共出12号。
1948年(第18卷)出了10期，9与11号，10与12号为合刊。到1949年8月，第19卷只出了4期，篇幅大大缩小。
每期只有三篇文章，道林纸封面也取消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自1947年起，《学艺》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又分别出版，单号是人文、社会科学，双号是自然科学。1948年，费鸿年任中华学艺社总干事。在此困难时期，还是有一些学社社员和学者坚持为《学艺)写稿。
文科学者，如金兆梓，他写了“老子辨伪”(17：1，3)吴寿彭，写了“利玛窦传”葛毅卿写了“西南边民文字概论”(17：3，5，7)李杨写了“中国山水画之源流及其发展”(17：5)，“文化动态”(18：1，3，5，7，9，11)周伯棣写了“从公债政策到膨胀政策”(17：5)刘燕谷写了“国家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之考察”(17：9)许寿裳写了两篇有关“敦煌秘籍留真新编”的研究(17：918：5)章鸿钊写了“殷人祀岁星考”(17：9)朱有献写了“抗战时期我国之中等教育”(17：9)贺昌群写了“汉末政治与社会之交困”(17：11)：曹日昌写了“心理学史的问题”(17：11)查猛济写了“公孙龙子的名学方法论”(18：1)和“先秦坚白思潮中的公孙龙子批判”(19：1)郑师许写了“陈兰甫先生的诗学”(18：1)马采写了“原哲”(18：1)张保丰写了“我国兴垦实际之检讨”(18：1，3)张德钧写了“儒家之人生观与修养论简述”(18：3)陈筑山写了“新发展哲学下的宇宙观”(18：5，7)姜蕴刚写了“尧舜禅让问题”(18：范岱年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的兴衰835)和“中国世族社会之起落”(19：1)宋大仁写了“评南张北溥"(19：1)罗倬汉写了“论经学”(18：3)，“论儒学”(18：7)陈大齐讨论了“墨子所说的侔”(18：9一10)王泗原写了“彭蠡解”(19：2)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政治与社会交困，上面有几篇文章的选题，可能隐晦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科学方面的文章有：汪厥明的“多品比试验几差平方和之正确估算法”(17：2)葛绥成的“戈壁的生物地理之研究”(17：2)罗宗洛的“微量元素，生长素与植物之生长”(17：4)余云的“国产药物之文献研究”(17：4，1218：6)于景让的“论生物学的实验”(17：6)徐庆钟的“台湾玉蜀黍双季栽培之研究”(17：6)，“台湾稻的季节特性和日照时间与温度间的关系”(18：4，6)林衍先的“锌矿中之硫酸”(18：4，6)李俨的“李善兰年谱补录”(18：4，6)，“日算累圆术”(17：10)和“华蘅芳年谱”(18：2)石延汉的“五十一年来在中国登陆之台风”(17：8)蔡滋理的“南京博物院收藏中国中部人头骨之人类学的研究”(17：8)朱洗的“蛙卵体外成熟的新研究”(17：10，1218：2，4)小泉清明的“台湾水稻田中浮尘子类的发生与气候的关系”(17：12)陈兼善的“中国产鼹鼠科检索表”(17：12)，“论中国产之鲼类”(18：10，12)熊大仁关于西南沙群岛贝壳类与海龟的调查(18：10，12)陈岳生的“一年来之科学界动态”(18：2，4)早坂一郎的“台湾地质与地理大纲”(18：6)，“日月潭附近地带之地质学的考察”(19：4)邓叔群、周重光的“甘肃林业的基础”(18：8)洪式闾的“台湾人体寄生性吸虫简志”(18：10，12)刘伯文的“丁醇发酵工业发展之途径”(18：10，12)魏岩寿的“自氟化钙制造苛性钠之研究”(18：10，12)黄岷川的“台湾产蛇毒对于沉降索产生之影响”苏孟守的“四川之金矿”(19：4)等。关于台湾的文章比重较大，可能与台湾新光复而东北、华北又陷于战乱有关。而在科学论文中，生物科学占了极大部分。这可能与主要编辑人是生物学家也有关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春，周昌寿患脑溢血去世。罗宗洛出任中华学艺社理事长。1950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接着，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相继宣告解散。中华学艺社也随之于1954年结束了活动(《罗宗洛手稿》)，中国科学社则于1960年宣告结束[任鸿隽，2002，743页。解放后，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他又是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前三届的主席。可惜他没有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在促进文理沟通、人文与科学交融方面有什么重大举措。1957年后，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一定程度84《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2004上已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去，更多地接受中央宣传部的指导。中国科学院的机关刊《科学通报》在50年代前期，还有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在1957后，除了极个别的文章涉及社会科学外，已基本上成了自然科学的刊物了。1963年底，哲学社会科学部单独召开了学部扩大会议。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去，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些举措，看来并不有利于文理沟通、人文与科学的交融。根据中华学艺社的历史经验，建立一个有自然科学家、应用科学和技术专家、人文学科的专家、哲学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专家共同参加的学术团体，编辑出版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介绍古今中外的重大文学艺术成就，发表一些探讨人们(包括自然科学家)普遍关心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论文，发表一些各方面专家都该关心的哲学论文，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专家介绍古今中外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发表一些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的文章，这对促进沟通文理、促进人文与科学的交融可能会起一点积极的作用。当然，更根本的是在教育。
中学不要文理分班，让中学生掌握必要的文理知识。在大学要鼓励理科学生修几门人文学科的课程，鼓励文科学生修一些介绍科技的一般历史和现状的概论性课程。20世纪的历史表明，我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吸收西方先进文化、解读西方文化并结合中国现实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华学艺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留学日本的，他们吸收的西方文化是经过日本学者的筛选和解读的。在哲学方面，他们侧重于欧洲大陆的理性论、生机论或直觉主义，而不侧重英美的经验论、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在社会理论方面侧重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侧重于个人主义。
如果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有不少倾向于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中华学艺社的部分成员则更倾向于文学革命、教育救国和社会改革。对这两个学术团体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中华学艺社的成员有的当了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有的当了省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有的写教科书，有的编刊物，他们对我国上个世纪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留下了他们对西方文化解读的印记。这些也是有待于进一步作研究的。2003年12月写于北京中关村，为纪念父亲范寿康(1896--1983)逝世20周年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