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天发出的信
文/周惟
 
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趴在凳子上，给父亲写一封信。我只负责写，内容由坐在床沿的母亲口述，她讲一句我写一句，偶尔遇到用词句难以表达的方言，我便歪着头琢磨着，同母亲商量，问可不可以这样说或那样说，征得她的同意，才写到纸上。有时实在没办法，我便笑她，她就让我按自己的意思写上几句。
　　父亲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也许是出差了，得好些天才能回来，但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却几乎是可以确定的，不管父亲去了哪里，这封信都不是非写不可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拿出这么大的架势呢，也许母亲只是想试试，看我能不能把“写信”这门功课做好。
　　眼看着快写满一页纸了，母亲说，好了，就到这儿吧，最后写上——“别事没有”。
　　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别事没有！别的事儿没有了。母亲解释道。
　　我终于知道是哪四个字了，又觉得有点奇怪，但最后还是端端正正地把这句话写在信的末尾。
　　几十年过去了，信里究竟都写了些什么我早已忘记了，也不知道那封信究竟有没有寄出去，唯一有印象的，就是那句拗口的表示结束的话：别事没有！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这件往事，我就总能获得一个神奇的视角：春天的阳光从窗上照下来，照亮了干净的窗台和地面，母亲坐在床边，看着她儿子的小小背影，一笔一画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让她无比骄傲。那是一个多么温暖而美好的下午啊。
　　温暖而美好的感受还来自命运的转机。我半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双腿瘫痪，治了好几年，按母亲的话说，治得“死去活来”，像我这样情况的一个小孩，长到七八岁，能由别人背着，过了两年，又能自己拄着拐杖去上学，识文断字，捧回一张张的奖状，在别人眼里，算是件令人高兴和欣慰的事儿了，可在父母眼里，这事儿的意义就不一般了，它预示着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和一种新的可能。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我写了张纸条，大概用到了“生活”、“自尊”这一类词语，发了一通和年龄不相称的感叹，我把它当作鸡毛信，秘密地塞在一个表哥的枕头下面，但很快被他的家人发现，他们把它转交给了我的父母，我注意到他们看我时那惊奇的眼神。不久，父亲在一次和朋友聊天时，居然用到了纸条上的一句话，当时我正在旁边玩耍，听到这个熟悉的句子，抬眼望去，正好迎着父亲望向我的目光。我有些羞涩，也因此暗自得意了很久，年幼的我不知道，要真正读懂父亲的眼神，还需要很多年。
　　我读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88年，父亲用一个月的工资，买回来一个治疗仪器，其实是个很小的黄色匣子，装电池，挂在腰上，连线到鞋垫，一按开关，脚底就有酥麻的震感。父亲说，你带一段时间试试，也许慢慢就能走路了！尽管挂在身上很不舒服，我还是依言带着它去上学，每天按说明打开开关震动几次。但没几天，这东西就坏了，我有些失望，但算不上多么难过，还乐得甩掉一个累赘。父亲的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我想，他终于明白因为治病心切，上了广告或别人的当了，一个月的工资根本不可能治好我的残疾。
　　没过多久，父亲又打探到一家医院，据说专治我这个病，治愈了多少多少人，医术多么多么高超，几年后，我从地名知道，那其实也就是家县级医院。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带我去看看。临走的前夜，他们表情严肃，里里外外收拾着东西，像要搬家似的，我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们，不清楚这次外出是喜是忧，后来想明白了这终归是件好事，我对人说，别急啊，等我腿治好了，我一路走着回来！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没想到要坐那么久的车。现在我能记起的细节，就是父亲用力托举着我，让我好将头探出车窗，翻江倒海地呕吐，满车的乘客都望着我们善意地笑，而我，感觉自己又轻又薄，快要被大风吹跑了。
　　手术失败了。因为麻药过敏，当晚我陷入了昏迷，差点死掉，幸亏发现及时，才抢救过来，而随后剧烈的痉挛，导致手术前功尽弃，几天后，我被重新推进手术室，清理像被风暴撕裂过的创口，不敢再用麻药，我感觉有一只手在身体里无情地扯动，正常走路的梦想就这样一下一下地被扯掉了。据说，医院有史以来共出现过四例像我这样的情况，只有我一个人被救活。我时常天真地设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悄无声息地死了，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什么改变。而答案，总在变化当中，有时我觉得不会，有时又觉得会。这次手术，除了在我左边的腰、胯部、脚踝留下三道长长的伤疤，和许多年才彻底消失的麻木感，什么也没有了。
　　或许更深更长的伤口，留在了父母的心里，从此，他们再也没提起过给我治病的事。他们专心督促我读书，为我学习、工作上的事情不遗余力地奔忙。他们心底最盲目也最明晰的愿望，就是我能成为一个不靠别人养活的人。一扇门关死了，总得再开一扇才行，就是这样朴实的想法。
　　1997年，我考上大学，报到那天，父亲一直将我送到学校。手续办妥后，父亲陪我去体检，我们刚走到学校医务室门口，就被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呵斥住了，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来体检啊，他怀疑地上下看了我几眼，你是新生？我说是，将入学手续递给他看，他翻了一下，说，奇怪了，学校怎么会录取残疾学生呢？这样吧，你先进去体检，我再去查一下！他皱起眉头，冷冷地又看了我们一眼，转身走了。我回过头，对一直陪着笑的父亲说，爸，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了！不等他回答，我疾步往医务室里走。夹杂在拥挤的人群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越来越强烈地压迫着心肺，扼锁着咽喉，我咬紧牙关，不断命令自己将涌上眼眶的泪水收回去。
　　等一切安顿好，已临近中午，我们去食堂吃饭。食堂的地面刚被拖洗过，又湿又滑，我因为稍好一点的右腿支撑力不够，平时都极易摔倒，更何况遇上这样的状况。父亲说，你坐着，我去打饭！我拦住他说，不，我去吧！我拿着饭盒，异常小心、几乎是一步一挪地走向打饭窗口。我知道父亲默默地在身后注视着我，更知道新的生活已经开始，这一天，这藏起泪水、挺起胸膛的一天，是我逼迫自己长大成人的日子。
　　翻看大学时写的日记，发现入学的那段时间和家里通电话特别频繁，隔不了两天就有记录，这里面，是我对家的眷念更多，还是父母对我的牵挂更多，恐怕没有什么仪器能够称量。父亲的语气那么温和，这几乎不像以前的他，我也似乎只在远离他的时候，才能回忆起和感受到他的好。我记得漆黑的夜晚，他把我裹紧在被子里，抱我回家；我记得我们同看一本小说，他速度太慢，我就老在一旁催；我记得他喝醉酒，躺在床上，不断大声叫着我的名字……
　　他出身贫苦，十五岁参军，退伍后成为国家干部，打拼半生，即使现在退休了，也不愿让自己停下来。他自然是平凡的，但并不妨碍他人生的成功，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他走到今天是多么地不易。我们的生日在同一天，这样的巧合令人惊奇，作为儿子，有时也觉得尴尬，仿佛注定了从一出生，我就得成为他的翻版，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条路来。
　　2006年春天以后，我不敢再读周国平的《妞妞》，每次一翻开，读不到两页，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个声音在某处喊：妞妞！妞妞！另一个声音就在不断地应和着我出生不久的女儿的名字。软骨组织发育不全，我怀里抱的女婴先天残疾，这是医生的诊断结果，他还告诉我，患这种病的人生长将极其缓慢，成人后不会超过120厘米。这个结果像刀子一样剜碎了我的心，人生的痛苦突然十倍百倍地朝我压了下来。
　　这一切是为什么？老天的眼睛长到哪里去了？
　　所有的痛苦，所有莫须有的罪恶，都让我来背负吧，在我这里打上句号吧，只求让我的女儿摆脱残疾的魔魇。
　　很长一段时间，我陷落在残酷的现实和消沉的情绪中，不能自拔。直到有一天，在阳台上，父亲和女儿玩一种叫“称盐”的游戏，用手夹着她的脑袋，将她慢慢提起，祖孙两个忘乎所以地大笑着，看见这一幕，我心中的迷雾渐渐散开，我突然觉得自己正站在一条路的起点，这条路，父亲已经走了近三十年，是的，作为父亲，我们都拥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在这一点上，我再次成为他的翻版，那么，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他难道没有告诉过我吗？关于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我难道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孩子的吗？
　　人生的苦难还在延续，而且必将永远延续下去，除了挺起胸膛，我们别无选择。
　　现在，我是多么感激我的父亲，我的一切都源自于他。像天下的大多数父子一样，我们相处过于拘谨，但这似乎并不能额外表示什么。我偶尔设想，如果有一天我八十岁了，我们还能一起过生日，我还能当面叫他一声爸，我不知道自己将如何承受那巨大的幸福。
　　除了这些，我无法再表达什么了，尽管早过了需要人指点的年龄，但似乎也不能写到更多。要不，就先到这儿吧。别事没有。